莫言在2012年凭借《红高粱》、《蛙》等作品，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。当年，还深陷高考之战，无暇瞻仰其著作，直到最近才读完了他的《蛙》。《蛙》以新中国近60年的农村生育史为背景，讲述了妇产科女医生姑姑的一生经历。下面谈谈对这部作品的感受。
　　第一，文体形式的独特性。《蛙》作为一部长篇小说，又同时包括了4篇长信和9幕话剧。作品以小说为骨肉，书信为外表，话剧为点缀，让人眼前一亮。小说是本质，承载故事主体；书信为框架，规范故事的表现形式；话剧是突破，是故事的变动重述和有效补充。三者相辅相成，相得益彰。
　　第二，叙述方式的罕见性。小说以回忆的记叙为主，过去与现在并列前行，然后交汇，回忆中回忆，回忆中现实，现实中回忆，时间跳跃性大。前3篇长信，写于“现在”的不同时期，内容有“现在”状况的描述，但以回忆为主，沿时间长河由远及近。第四篇长信，过去和现在交汇，以现在为基点，回忆了一些过去。
　　第三，人物刻画栩栩如生。姑姑无疑是塑造最成功的形象。她是一位有勇有谋、豪爽果断、坚定能干、对共产党绝对忠诚的妇产科医生。然而王仁美是本书中我最喜欢的角色。她的纯真可爱、朴实豪爽代表着那个时代最美的女人。当然，她也有缺点，如思想不开化，固执，善作主张。但这并不妨碍她做为一个纯粹、在爱情上勇敢、忠贞的女人。
　　第四，小说高度反应了现实。“用魔幻般的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、历史和现代融为一体。”这是当年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委会给他的颁奖词。在这部小说中，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感受到这点。首先，国家生育政策的变化。新中国成立之初，一穷二白，百废俱兴，唯有多生孩子提供更多的劳动力，发展经济。国家鼓励多生，生孩子有奖励，多生多得，甚至还比拼谁生得多，谁当光荣妈妈！以我们爷爷奶奶一辈为证，膝下都有若干子女。随人口的爆增，国家在1971年就开始逐步推行计划生育，与小说的时间基本吻合。尽管将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，尽管实施了几十年，但超生、偷生仍屡见不鲜，这说明计划生育工作并不好做，正如小说中姑姑工作那样艰苦。其次，社会的变迁。在历史上，人民公社化运动、三年自然灾害、十年文革、改革开放都在小说中有所提及或记叙；在生育思想上，由建国初期的重男轻女变为现代的观念淡化；在生育方式上，由封建野蛮无章的接生方法到接生新法再到剖腹产；在物质生活上，由极度贫穷，吃煤、活蝉，到吃山珍海味，喝“茅台”、“五粮液”。再者，社会和命运的残酷。陈鼻一心想再要个儿子，经过千心万苦却生出个女儿，而自己的老婆也于此丧命。本来还有两个女儿相依为命，结果一个女儿被火烧死，另一个被火毁容。他虽然有一段时间小有成就，但也因事故而意志消沉，沦为乞丐。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肖下唇———当年粮食保管员肖上唇之子。他出身不卑，在文革期间凭借父亲的职务耀武扬威。后来考上大学，又进了国务院，又下海成了百万富翁，开宝马，养女人！
　　当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，其作品水涨船高。小说涨价，被人们哄抢，最后达到了商场和网店都一度断货的地步；一副14字的对联，拍出了近25万元；10年前的手稿飙升至120万元……曾几何时，其作品拍卖成交价最高也不足万元。而在2016年底，更是曝出了他的书法在北京传观秋拍上以5000元成交。其他拍卖场上，更有无人应拍的场景！
　　《蛙》是我去年光棍节在网上买的，花了不到15元。想想当年莫言的作品的热卖程度，不禁让人可笑。在他获奖之前，不少人都没有听过他的名字；一旦获奖，其作品被奉若珍宝，争相抢购，在各类畅销书排行榜上独占鳌头。看今天，读罢他的作品，一些人说：不过尔尔。当诺贝尔文学奖的热潮过去，一切平复得安静，甚至是凄凉。社会浮躁，人们跟风，吹出五彩的泡沫，最后也在现实里破灭。这浮躁，是一种病！
　　何必呢？让自己的心灵清点、轻点，不好吗？闲暇时，捧一本书，倚坐栏杆，阅书中百态，品一盏清茶，享人世清风。即使没有那么多的领悟力，悟其思想，即使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精读，但只要去阅读，总会有收获的。因为阅读本身就是一种享受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