芳华光影，流年易逝，与一位环卫大爷每两周一次的邂逅点缀了我 18岁到 21岁的大学时光。

1987年 9月，18岁的我提着父亲用 5元钱买的一个黄色帆布包踏上了未知的求学之路，包里装着一件向二伯父借来的皮袄 ( 听说东北的冬天冷的会冻死狗) ，一套撑体面的西装 ( 当临时工的姐姐挤出两个月工资 50元特意订制的) ，母亲烙的两个锅盔，8颗煮鸡蛋，除此之外，还有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。

那时候要先从窝窝地步行 1小时到镇上，从镇上坐2. 5 小时班车到通渭县城，第二天再从通渭县城坐 3. 5小时班车到陇西，折腾两天，始至火车站。那是我第一次见火车，当然也是第一次坐火车。绿皮车上人挤得满满当当，我把帆布包放在过道里，坐在上面，每走过来一个人就站起来让道。就这样起来坐下、坐下起来，44个小时后总算到了我求学之地—一个名叫长春的城市。

根据学校通知，出站后向右走300 米，乘64 路无轨电车至红旗街站，再转 54 路有轨电车到宽平大桥站，就到了传说中的大学，这是我在家就背的滚瓜烂熟的路线。

那个年代没有手机，离家三四天，母亲不知第一次独自出远门的我下落何处，肯定急死了，我着急给家里发个电报，奈何没人看包，恰好此时一位环卫大爷路过，便请求他照看一下，他慈祥地应承了。

没成想，这次邂逅之后，环卫大爷成了改善我大学伙食的福星。

开学两周后的一天，在食堂吃完晚饭后回宿舍的路上，我看到环卫大爷站在学校传达室门口，眼睛扫视着熙熙攘攘路过的学生，显然，他在搜寻着什么。待他看到我后，脸上露出了笑容，并招呼我到一旁，打开一个报纸裹着的小包，里面全是食堂的菜票，一沓沓用橡皮筋束着，“这是我每天扫马路时扫出来的” ，他用手摩挲着一沓菜票的侧面，怜惜地说：“应该是你们学生娃娃不小心掉的，丢了怪可惜的，你拿去用吧” 。他把菜票再次包起来，不由分说塞到了我的手里，我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，他便消失在夜色中。

那个时候我一个月的伙食大约 20元左右，需要先买成食堂的菜票，再拿菜票打饭。菜票和人民币一样分好几种面值，从一分到一元不等，不同面值的颜色也不相同，因此环卫大爷给我的菜票自然是五颜六色的，其中一分二分的偏多，估计是有些同学掉了又不屑捡之故。

回到宿舍我整理了一下，菜票总额值 3 块多钱。3块钱意味着我可以买五次最好吃的“宫保肉丁” 解馋，也就是说每六天我便可以改善一次伙食，不用顿顿吃土豆白菜。

从此后，差不多每隔两周的样子，环卫大爷就会送我一个“纸包” ，每一次， 他都站在传达室那儿搜寻我路过的踪影。 印象最深的是冬天， 他腰微驼， 穿着一件半旧的黄大衣，似乎还穿着棉裤， 蹬一双老式原色牛皮鞋， 戴一顶毡帽， 双手套在一起， 脸冻得通红， 哈出的气变成了 “白雾” ， 而菜票就握在袖洞里的手中。每次我拿到 “纸包” 时， 分明能感觉到上面的体温。

日复一日， 年复一年， 我习惯了大爷的关爱，享受着每周一次伙食的改善， 既不知道大爷姓啥， 也不知道他住哪儿。毕业那天， 我突然意识到以后很少能见到大爷了，便去传达室找他道别， 传达室的人说： “你说的是那个每天四点钟扫马路的老头吗？他是个临时工， 谁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和住址” 。 我当时再没法多想， 匆匆离开了。

工作后，我经常会想起这段往事，做梦也经常梦到环卫大爷，这简直成了我的一个煎熬。七八年后的一天，我终于忍不住坐火车去了趟学校。去之前我就想好了，要在凌晨三点多起床，在通往食堂的路上等大爷，他四点扫马路一定就可以遇到，可是，我的计划落了空。传达室的人说：“老头子一年前就不干了，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。 ”我找到校后勤部，后勤部负责人说压根儿不记得有这么个人。

工作二十年后我又去了一趟母校，约当时的系领导孙主任吃饭，席间谈到这个事，请他帮忙寻找环卫大爷的下落，他欣然答应。

又两年后，我还是没有得到环卫大爷的消息，却得到另外一个消息，孙主任因病去世。

环卫大爷，我不会再寻找您了，或者说我找不到您了。如果您还健在，应该有九十岁高龄了吧，祝您身体健康；如果您已做古，愿天堂路上一路好走。我要告慰您的是，三十年前，您用扫马路扫出的菜票改善了一个寒门学子的伙食，也教会了他在未来的日子如何做一个善良的人。

作者简介：陈玉国，男，50岁，甘肃通渭人。1990年毕业于现长春工程学院，经济师。从事过施工、教师、计算机、出纳、会计、销售员等多种职业，1999~2004年任兰州铝业上海、杭州销售分公司经理，2004年自己创业任杭州轻舟铝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至今，在铝加工领域，口碑上乘，被戏称为儒商。

喜欢球类运动，热爱文学，在 《 青年文学》 、 《 读者 》 、 《 丝绸之路 》 等刊散见作品发表。 《 母亲的歌声》 一文在甘肃广电总台配编的音频作品，获2009-2010年度中国广播影视大奖广播电视节目奖。2019年被北京大学录取为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。